太行抗日根据地屯积公粮的工作在抗战初期就进行过，随着战争日益紧张，军政需求量加大，屯粮工作慢慢的变成为根据地财经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太行区政府的角度看，粮食收入是其国民总收入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农民每年的财粮负担主要以粮食的形式缴纳，因此粮食是战时军政供给最主要的一项，是维系根据地民生与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的因素。在游击战争环境下，群众在生活上第一个要求是“安全”，而粮食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屯积公粮，反对敌人抢夺粮食，对军民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益。对于民众而言，屯积公粮的最大的目的是“积谷防饥”，由于敌寇暴行或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经济很容易遭受打击破产，屯粮可以备不时之需，救济灾民。对于军队而言，抗日武装的军需补给只能依靠敌后抗日根据地，只有屯积了足够的军粮，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此外，屯积公粮还可以免去军队临时借粮筹粮的困难与民众支差四处运粮的麻烦。为维持根据地军需民生，太行根据地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突击屯粮与反抢粮。

  太行区委根据敌我态势的不同，针对不同的地区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在根据地内的腹心地区，我方占有非常大的优势，太行区以保卫秋收、快速完成屯粮任务、防止敌人扫荡劫掠为主要方针。腹心地区一般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日伪的抢粮队无法深入，这些地区的突击屯粮一般能快速完成，明确按照政策规定的根本原则，执行屯粮工作。

  其次是日伪势力占非常大的优势的敌占区，由于我方力量弱小，因此主要是进行政治攻势，反对日伪的配给掠夺，反对他们的“公仓”、“公场”设施，其最大的目的在于减轻敌占区同胞对日伪的沉重负担，少受敌人的勒索。政治攻势以宣传号召和教导群众为主，号召敌占区同胞为保卫自己一年四季早起晚睡辛勤劳动所获粮食而斗争，号召敌占区同胞不要把吃在嘴前饭为敌人抢夺而去。同时要帮助敌占区人民群众算账，“教导他们反对敌人掠夺，自己支配和处理自己的粮食，必要时可以卖至根据地，向根据地输出，或者向抗日政府送交公粮；如果这样均不可能，宁可毁坏粮食，也不能被敌人抢去，因为敌人抢粮食，他会吃饱肚子，反回来屠杀我们。”

  最后是敌我势力斗争频繁且尖锐的游击地区，这类地区的群众要受到来自多方势力的征粮，负担比较沉重，如果不进行突击屯粮，那么群众的粮食就非常有可能被日伪掠取。因此在游击区的屯粮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既要避免群众的负担过重，又要保证屯粮的迅速完成，它以快收、快打、快藏、快屯为第一要务，并出动武装部队与敌进行游击战，用一切办法不使敌人拿走一颗粮食。太行区委为保护粮食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常常与敌在政治上、军事上展开激烈斗争，并在秋收前后（一般是十月至十二月）达到斗争的高潮，太行区委围绕粮食与日伪展开激烈的宣传战、组织战、游击战、买粮战，粮食往往在几日之内转手数次。

  在斗争最激烈、最密集的秋收前后时期，敌我的整个斗争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斗争目标与方法。第一阶段是敌我双方宣传战，一般在秋收之前。日伪通过宣传诱骗群众，提出诸如“防止匪军掠夺粮食，秋收后全部粮食交农民仓库保管”的口号标语，并召开伪村长会议，向各村伪村长、保长下达宣传任务，同时假意退还去年农民仓库集中之粮，以欺骗群众农民仓库并不是要抢夺粮食而是帮助集中保存。针对日伪的宣传诱骗，太行区委一般在九月份之前就开始做心理和意识上的准备，总结去年粮食斗争经验，在布置合理负担工作时就把抗粮斗争也一并布置，同时反驳敌伪宣传，揭发敌伪阴谋，指出其欺骗伎俩，大部分群众在觉悟之后都提出“如果敌人让全部粮食交农仓，我们收秋后就不维持了”。

  第二阶段是敌我双方组织战，主要是在临近秋收之前召集干部组织动员突击屯粮工作。这一阶段日伪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威胁利诱但花样很多：“①用酒肉利诱，伪公署大摆筵席招待各村伪村长并请各机关人员作陪，当场把重任交给伪村长。②用组织保证（伪村长一般都参加新民会）新民会召开会议让他们保证任务的完成，要挟伪村长自己说出交清日期。③个别谈话，谈完后做的结论是各村都通匪，为了两面不出事，必须把粮如数交来，表面上是体贴伪村长的困难，实质是威胁他们，意思就是说那村不送即证明是通匪。④鼓励死心塌地的伪村长当场提出保证大加表扬与奖励。⑤散会后催缴并声称预期不交者皇军将出发催要，威胁各村自送。⑥反驳我之宣传，向群众说明日本人不吃谷，利用特务造谣说‘干部们放屁，凭嘴抗不住粮’。”针对日伪对伪村长、两面派的威逼利诱，太行区委采取了相应的有效对策。例如，召开村级以上干部动员会议，根据以往日伪的抢粮事实，说明其困难与欺骗阴谋，指出日伪武装抢劫粮食的必然性。此外还组织游击区各村订立公约及五家连环保，要求村与村订立合同约定动作一致，展开全面的抗粮运动，并加强情报组织工作，严密注意日伪的策略方针以便及时提出对策。这一阶段的组织战虽没有直接与敌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双方为争取基层村政权所展开的组织攻势同样十分激烈，谁能争取到基层政权的支持就能在下一阶段的粮食斗争中占据先机。

  第三阶段是敌我短兵相接，武装抢粮与武装保卫的白热化斗争阶段。由于在组织战中敌人没办法取得预期效果，他们开始转变方式，撕掉伪善的面具，直接调派武装抢粮。他们一面在根据地进行扫荡同时派伪军、伪警察混合搭配组成“镰刀队”、“口袋队”、“抢掠队”，在游击区武装抢劫，企图经过武装威胁迫使群众主动交粮。日伪在游击区的武装抢劫不可谓不疯狂，“抢劫时以敌伪混合组织携带迫击炮重机枪包围了村子，伪村长亲自率领民夫汉奸洗劫，先抢大村镇，接着抢边区并企图威胁腹心区自送。”在日伪的疯狂劫掠下，游击区人民承受了沉重的负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辽县为例，1942年10月24日到11月12日这短短的20天中，被敌人抢去580石粮食，在敌伪疯狂抢劫下，伪组织人员十分动摇，一些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如竹亭乡偷偷送给敌人八十余石粮食，并谎称是被敌人抢去。在敌人武装抢劫的严重威胁下，太行区委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制定了相对应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①武装打击敌伪抢粮，组织军事抗粮联合指挥部，将正规军、基干队、特务团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打击敌人“抢粮队”，伏击汽车破坏公路；②组织情报攻势，以虚假情报迷惑敌人，迷惑敌人到处有八路，使敌人不敢随意出城抢粮；③加强对伪组织的掌握，打击死心塌地的伪干部，改造非革命两面派的伪干部，召开伪干部会议，动员与掌握他们抗粮；④组织群众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向伪公署要求减轻征粮数量，同时让群众准备一部粃谷坏粮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经过三个阶段的斗争，太行区委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敌人欺骗乏术，抢粮也宣告失败，大部分群众被发动起来，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不仅顺利帮助完成突击屯粮的任务，还改造和掌握了一部分村政权。从辽西地区1942年敌我实际征粮数来看，敌人原本派粮数4000石，实收600石，仅完成15%；太行区政府原派粮数1366石，实收1486石，超额完成120石，粮食斗争的效果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斗争的成功保证了太行区的粮食安全，将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中，军需民生得到保障，人民群众的粮食被集中保存，避免了群众遭受敌人抢粮，也防止了太行区政府因粮食被抢毁过多，难以满足军政需求而被迫向人民群众临时借粮或重复征粮，避免了人民负担的被迫加重。

  [1]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2] 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