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开始，北京人惊奇地发现粮店里多了一个“议价柜台”，开始出售议价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购买不受粮票限制。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粮票不再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不再占据我们正常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票据时代”走入尾声的一个信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在来临。

  粮票在1993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中国的粮食改革早在80年代中期就慢慢的开始进行，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悄悄转轨，结束粮食的统购统销，放开粮食市场是一个重要信号。

  “实行了3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形成了以粮票为代表的中国票据时代，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至关重要的非消极作用。国家以统一的低价格收购粮食进行分配，虽然牺牲了农民的部分利益，但是保障了全社会的供给，把有限的资源通过票据控制，限制消费，促使大家勒紧裤腰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确保了我国大幅度发展经济，快速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开文教授向记者分析。

  “从1985年到1995年开始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的黄金增长10年，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后，农民收入增加；这一放一提，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地发展。”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46亿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产年，而且从1991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实现4.35亿吨以上，1991和1992年分别达到4.35亿吨和4.42亿吨，1993年更是达到4.56亿吨，连续5年超过了4亿吨。“我国的粮食生产逐步实现了供求平衡，农产品基本告别了短缺时代。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供求平衡，也成为中国取消粮票制度的直接动因。”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38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然而，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这似乎是一场静悄悄发生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在粮店工作的李秀玲早已习惯了人们买议价粮，“当时大家都知道，粮价放开是迟早的事情，粮食价格的上涨对我们正常的生活影响不大。”粮店日渐冷清，再没有往日排长队买粮的盛况，更多的人去自由市场买粮，李秀玲自己也不例外，“粮店基本就是两白一黄，品种单调，自由市场就丰富多了，黑紫米、黄米、江米、银粘、绿豆、红小豆……甚至有泰国香米和广东丝苗米，想吃什么吃什么，小贩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态度也更殷勤。”

  北京人平静地开始了没有粮票的生活，告别了食品短缺的时代，米袋子和菜篮子越来越充实。“在粮食生产实现稳定供给的基础上，取消了粮票，老百姓心里有了底，心里更加踏实，需要买多少粮食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充足的粮食供应，也体现了一种生活的进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拉平教授这样总结。

  与粮价同时放开的是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粮票的取消事实上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在票据时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关系人只能限定在某具体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而在长达40年的历史中，农民们并没有“粮食关系”，没有粮票到了城市等同于没法吃饭。

  “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李秀玲和记者说，“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计划经济年代，控制人口的工作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假如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进来，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粮食关系成了城乡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1993年夏天，张芸的家中住进了一位客人、来自老家河北农村的16岁的表妹，前些年，张芸一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家来亲戚，来了人要占用张芸一家人有数的粮食定量，粮食肯定会不够吃，因为农村户口的奶奶在北京养老，已经分了一家人的口粮，再来亲戚实在吃不消了。然而如今表妹的到来并没有给他们增加太多的麻烦，因为不用再担心粮票的事情。“表妹来北京是做小保姆，一个月可以挣80元钱，给我们30元作为饭费，足够了，剩下50元除了自己花费还能存下不少钱，一年可以给家里四五百块钱，这在农村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不久，表妹那个村子的几乎所有女孩都跑到北京来做小保姆，“挣到钱后的她们和城里的女孩打扮得一样时髦，几乎看不出是乡下来的。”

  粮票取消的这一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多个大城市，民工潮汹涌地流动，成为人类历史上顶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奇观，更是中国铁路部门面临的新苦恼，这一年元旦、春节在同一个月，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1月2日到达北京的164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70多人。”

  “农民进城最早被称作盲流，抓住会被遣返。”冯开文教授和记者说。取消粮票之后，终于打破实行了30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使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在这之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浩浩荡荡地涌进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大地上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到90年代末，农村三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促成了我国城镇化的突飞猛进。数字显示：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29％，到2001年底，又上升到37.7％。“城乡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鸿沟正在消失。”

  “粮票的取消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冲击，使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前的几十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拿着粮票都说是去‘换粮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是国家发的，是定量配给的，而取消粮票，粮价放开之后，人们变成拿着钱去‘买粮食’，这一个字的差别体现出粮食由配给品变成了真正的商品，票据时代终结后，人们发现有钱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大大刺激了人们挣钱和消费的欲望，商品时代来临了。”冯开文教授这样评价上世纪90年代的观念巨变。

  “粮票没了，股票火了。”是那时真实的写照，余帆那一年正在人民大学上大三，即使是学生，也可以在校园中感受到那种全民经商和投资的热潮。“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倒东西或者炒股票，经常看见有人故作神秘地问，有夏利吗？有盘条吗？都像行家似的，其实有的人连盘条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只是知道夏利和盘条是最紧俏的东西，如果有路子搞到手，不愁买家出高价收购，好多学生也不甘寂寞，蠢蠢欲动想加入倒爷的行列，那时候流行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慢慢的变多的新生事物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了一组漫画，配写的说明是这一年中国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中大部分与经济活动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人类的口头禅。

  全民经商热悄悄地席卷了全国，全国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冒出了无数个“新摊子”、“新项目”，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由投资热引起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一度引发不满之辞，手拎“菜篮子”的城市居民发现，高档进口家电一夜间上涨了千余元，国产洗衣机和其他家电价格也以20%、30%的涨幅往上蹿。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5.7%，老百姓感觉到手里的钱贬了值。

  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经过政府一轮宏观调控，终于抑制了物价，股市也止跌企稳，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这一次风波使人看到了市场的风险和起伏，最终平稳过渡，像1988年那样的大规模抢购风潮并没发生，中国人慢慢的开始在市场经济中试水。 J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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