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先生的大清饥饿盛世论并非首创，但到当今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即便有各方面的翔实论据补充，也奈何不了大批清代封建巅峰论执念者的掩耳盗铃。一味强调生产力发展而忽视社会的螺旋式前进，本身就是对于先贤思想的断章取义。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本文将深入浅出，为您详细解说。

  当代学者研究之后发现，之前所谓清朝中后期人均700斤的粮食占有量，实在是过于高估。因为那是按照最理想条件下的亩产计算，且未计算抛荒、休耕、自然灾害等情况，自然会导致庞大的水分。

  实际上，1949年前后，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8.9公斤，也就是418市斤，考虑到民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和新品种引进，清朝中后期的粮食占有量只会低于这个数据。如果按照水分是50%计算，清中后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350市斤。

  而一味秉持生产力发展论的学者，却忽略了清代人口增速远超于农业增长，以至于陷入巨大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的人士看来，他们自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清代中后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350斤，则明朝在内之前的朝代必然更低于此，才能符合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论的情况。

  但无情的事实摆在眼前，人均粮食占有量350市斤，已经处在危险的死亡红线，如果再低于这个值，普遍的饥荒甚至人食人事件将会在各地上演。

  在封建时代，作战中的军人每天需要消耗两斤生米。由于肉食的缺乏，普通老百姓也需要至少一斤才能满足需要。显然一个古代政权如果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350市斤，便不可能有多少余粮实施军事活动，养殖战马及各种牲畜，其维持也会变得极为艰难，如果再考虑到封建时代弥合硕大无朋帝国的不易，我们大家可以相信，清朝中后期的人均粮食占有数据，实际上处于整个封建时期的最低点。

  当英国使团领袖马戛尔尼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看到的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成群饿民。不仅老百姓成群哄抢英国人扔掉的过期食物，连士兵也被饿得疲软无力。他们衣衫褴褛，生活在极端的贫穷中。

  在不少坚信乾隆盛世的人眼中，这段描述无疑是英夷对于大清天朝的卑鄙抹黑。他们寻找到乾隆皇帝拒绝英国过分请求（如获得贸易特权和居留区）作为英国人抹黑大清盛世的动机，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洋洋得意。

  然而，清朝遍地饿民的惨淡景象，本就是清王朝无节制鼓励人口增长，却在发展生产力上成就有限的必然结果；而绝非中国封建时代的常态。

  可想而知，当每个百姓平均每天能获得的口粮不过一市斤左右，还要刨除赋税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生活在营养不良，甚至很严重的饥饿当中。

  考古发现，清朝中后期是中国封建时代人均身高的最低点，足以对这一事实进行印证。在唐代，汉人中，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是167cm左右，在清朝却退化到162-165cm。这尽管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粮食所导致，但也能反应出，粮食的不充足是清朝的常态。

  显然，清朝的人口大爆发导致普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并不很值得吹捧。然而在人口过速增长导致人均口粮一直处在危险红线的情况下，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清朝的统治手段确实了得。除了传承自明朝的策之外，清朝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稳手段，而清朝诸帝中维稳手段最为高明者无过于马戛尔尼所拜访的乾隆帝。

  乾隆帝是有极限掌控欲望的独裁者，力图使他的权力触角无孔不入。庞大的在他的统治下战斗力疲软，却成为地方的重要工具。帝国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不过十万左右，但账面上却需要豢养近百万的大军。

  对于乾隆帝而言，庞大的饿民群体的增加，反而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因为向无权无势的贫困小民征收赋税，总是比向豪强士绅来得容易。要知道，即便是在雍正帝推出著名的摊丁入亩改革之后，豪强士绅仍拥有各种各样的避税手段。摊丁入亩虽然废除了人头税，但实际征收时仍要落实到个人。

  传说日本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曾说过，让百姓吃不饱又饿不死，是控制他们的无上秘诀。无论德川家康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满清朝廷确实是这样做的。

  乾隆皇帝屡次蠲免税银，也许只是在贫困的人民不堪重负之下，不可奈何做出的退让。此外，我们也确实要承认，在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方面，乾隆帝的表现尚可。庞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乾隆帝获得了空前的财政收入，在徒有其名的十全武功之外，还剩下不少能落实到基建方面，以促进人口进一步增长，并维持人民“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大清盛世。

  清代高产作物的种植比例往往遭到低估，因为很多清王朝的支持者，大多认为清朝是依靠优秀的民政而非高产作物来实现人口大爆发。

  当然，实际上按照最高的估计，清朝的高产作物种植比例也只有20%，且集中在西北干旱地区。红薯、土豆、玉米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发生品种退化，导致产量下降，然而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种植，可以轻松又有效抑制退化过程。

  然而，西北地区一直是历朝历代的缺粮危险区，由于华北、东南的粮食难以转运，一到灾荒时期，西北就会可能因为粮食缺乏而成为摧毁帝国的火药桶，明朝就是被西北爆发的农民起义推翻的。

  显然，高产作物的推广，不但使得西北地区的人口激增，其优秀的抗旱抗灾能力和适应力，也使得西北地区不易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而爆发民变，弥补上了清帝国粮食供应的的木桶最短板。

  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清王朝推行的让老百姓吃不饱又饿不死的饿民国策，才不至于因为发生偏差而导致崩溃。可以说，高产作物虽然种植比例在清代尚有限，但其作用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

  清帝国的统治者对于藏富于民深恶痛绝，而采取了让百姓在饥饿中拼命繁衍的弱民之术。在战国时代，秦国采纳商鞅的学说，也采取了弱民之术，自此正式开启了封建王朝绵延千年的以弱民而驭民的帝王统治之术，在秦朝时，弱民术1.0版本有着明显的缺点，也因为导致了大秦的二世而亡。

  但弱民术并未被随后的继承者抛弃，而是不断“改良”不断修正，清朝入关之后，也吸取了汉人王朝的驭民“良方”，并将其发扬光大。

  比起秦朝嬴姓统治者，爱新觉罗氏无疑拥有更成熟的驭民手腕，以维持其专制统治的稳定。但其弱民的目的，并非为了向外的军事扩张，事实上乾隆时代清朝推行到极点的弱民之术已经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乾隆时代的战争往往要消耗乃父雍正时代百十倍的资源才能取得相同的成果；显然，乾隆帝是为维持爱新觉罗的国运绵长，以及自己对盛世圣君名声的追求，而将广大人民置身于饥饿贫困却又病态地疯狂繁衍的囚笼当中。